郭沫若在其《甲申三百年祭》提到「甲申年(一六四四年)總不失為一個值得紀念的歷史年。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，再這一年使明朝最專制的王權統治崩潰。無論怎麼說這都是一場大悲劇。」
西曆一六四四年-中國農曆甲申年。也是明朝崇禎十七年，清朝順治元年，大順朝永昌元年，大西朝大順元年。在這一年中國的土地上有四個王朝的年號同時出現，也在這一年龐大的明帝國崩潰瓦解，明朝起於平民革命(建立於一三六八年)，也亡於平民革命。
大陸的原書名為《崇禎十七年家國興亡止觀錄》，「止觀」是佛教中的一種禪法，《成實論》卷十八曰：「止能遮結，觀能斷滅；止如捉草，觀如鐮刈；止如掃地，觀如除糞；止如揩垢，觀如水洗。」修止入禪可以減少煩惱，修觀得慧可以超出輪迴，而作者以此法研究中國歷代家國興亡與文化裂變的歷史。
中國歷史的斷裂與連結，是中國長期存在的變中之不變，歷史上的中國，非為一個國家，而是家天下，沒有真正的法律，與國家觀念，只有家族主義、官僚主義、專制主義，外加道德倫理與思想文化的根深蒂固。
一六四四年中國大故迭起，然而大故迭起的開始是在崇禎十七年才開始嗎？明朝之亡始於神宗，早在張獻忠、李自成出生的那一年，明神宗萬曆三十四年(一六0六)工科給事中(給事中為言官)王元翰給萬曆上了一道「痛哭書」，上指萬曆皇帝的缺失，但卻不能使昏庸的萬曆改邪歸正。上樑不正下樑歪，上有所好，下必效之。各級官吏供張潛移，掠奪百姓，無所不用其極，官以財進，政以賄成。農民的土地遭皇室、官僚、鄉紳的兼併，而遭兼併的同時各種賦役負擔仍然加到農民的身上，農民田產已破，田賦猶存。
萬曆末年，更加派了「遼餉」，為了鎮壓農民革命，又加派了「剿餉」、「練餉」。加上長年的苦旱造成空前大飢饉的局勢，官府開支無限擴大，財政危機無以復加，天怒激化人怨，人禍加劇天災，農民起義組成農民均集團，也滅亡了龐大的明專治王朝。
然而，如明武宗的敗度，明熹宗的不君，皆足以亡國而不亡，卻亡於明思宗，明思宗朱由檢堪稱「勵精圖治之君」，明思宗生於萬曆三十八年，到他自盡，才三十五歲，在位十七年中，他一直運用他的心智與制度化的力量去挽救已經頹頃的帝國，崇禎末幾年，明思宗幾乎每天寢食不安，絞盡腦汁的想著晚回敗局的各種方法，包含下詔己罪、下勤王詔、調兵籌餉、招撫誘降等，就連其皇后周皇后穿的都是尋常布衣、粗茶淡飯，與思宗同尚節儉。明思宗勤於朝政，日夜操勞，最為焦急的莫過於吏治與用人，然而黨爭，卻也讓他御臣無方，用人無策，僅內閣輔臣崇禎一朝便用了五十位。
然而歷經貪財剝民的萬曆皇帝以及嬉巧怠政的天啟皇帝的漠視民傷，一切為時已晚，無濟於事。 人事的敗壞從根本上決定了明思宗的亡國，罕見的自然災害也直接導致了明王朝的覆滅。
崇禎年間一場中國歷史上歷時最長、範圍最大的旱災與大飢荒相繼而來，整個黃河流域、華北地區，旱災、蝗災交替肆虐，導致野無寸草，赤地千里，甚至父子夫婦相食，村落毫無人煙。在政治、經濟以及自然災害的三重壓迫之下，明末農民起義率先於陜北爆發。
古以來，國家的治亂興亡，無不關於天命與人事，政通人和，百業興盛，即使有旱澇也不至於天下大亂。然而，人事敗壞，天災又作，天怒人怨而國家不亡者，未曾有也。飢荒、盜賊之起，都是政治所造成的。 天步之艱如此，人謀之失如彼。思之過往的歷史，看看現今的政治現象，當政者能不謹慎之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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