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沫若在其《甲申三百年祭》提到「甲申年(一六四四年)總不失為一個值得紀念的歷史年。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,再這一年使明朝最專制的王權統治崩潰。無論怎麼說這都是一場大悲劇。」

 西曆一六四四年-中國農曆甲申年。也是明朝崇禎十七年,清朝順治元年,大順朝永昌元年,大西朝大順元年。在這一年中國的土地上有四個王朝的年號同時出現,也在這一年龐大的明帝國崩潰瓦解,明朝起於平民革命(建立於一三六八年),也亡於平民革命。

 大陸的原書名為《崇禎十七年家國興亡止觀錄》,「止觀」是佛教中的一種禪法,《成實論》卷十八曰:「止能遮結,觀能斷滅;止如捉草,觀如鐮刈;止如掃地,觀如除糞;止如揩垢,觀如水洗。」修止入禪可以減少煩惱,修觀得慧可以超出輪迴,而作者以此法研究中國歷代家國興亡與文化裂變的歷史。

中國歷史的斷裂與連結,是中國長期存在的變中之不變,歷史上的中國,非為一個國家,而是家天下,沒有真正的法律,與國家觀念,只有家族主義、官僚主義、專制主義,外加道德倫理與思想文化的根深蒂固。

 一六四四年中國大故迭起,然而大故迭起的開始是在崇禎十七年才開始嗎?明朝之亡始於神宗,早在張獻忠、李自成出生的那一年,明神宗萬曆三十四年(一六0六)工科給事中(給事中為言官)王元翰給萬曆上了一道「痛哭書」,上指萬曆皇帝的缺失,但卻不能使昏庸的萬曆改邪歸正。上樑不正下樑歪,上有所好,下必效之。各級官吏供張潛移,掠奪百姓,無所不用其極,官以財進,政以賄成。農民的土地遭皇室、官僚、鄉紳的兼併,而遭兼併的同時各種賦役負擔仍然加到農民的身上,農民田產已破,田賦猶存。

萬曆末年,更加派了「遼餉」,為了鎮壓農民革命,又加派了「剿餉」、「練餉」。加上長年的苦旱造成空前大飢饉的局勢,官府開支無限擴大,財政危機無以復加,天怒激化人怨,人禍加劇天災,農民起義組成農民均集團,也滅亡了龐大的明專治王朝。

然而,如明武宗的敗度,明熹宗的不君,皆足以亡國而不亡,卻亡於明思宗,明思宗朱由檢堪稱「勵精圖治之君」,明思宗生於萬曆三十八年,到他自盡,才三十五歲,在位十七年中,他一直運用他的心智與制度化的力量去挽救已經頹頃的帝國,崇禎末幾年,明思宗幾乎每天寢食不安,絞盡腦汁的想著晚回敗局的各種方法,包含下詔己罪、下勤王詔、調兵籌餉、招撫誘降等,就連其皇后周皇后穿的都是尋常布衣、粗茶淡飯,與思宗同尚節儉。明思宗勤於朝政,日夜操勞,最為焦急的莫過於吏治與用人,然而黨爭,卻也讓他御臣無方,用人無策,僅內閣輔臣崇禎一朝便用了五十位。

然而歷經貪財剝民的萬曆皇帝以及嬉巧怠政的天啟皇帝的漠視民傷,一切為時已晚,無濟於事。 人事的敗壞從根本上決定了明思宗的亡國,罕見的自然災害也直接導致了明王朝的覆滅。

崇禎年間一場中國歷史上歷時最長、範圍最大的旱災與大飢荒相繼而來,整個黃河流域、華北地區,旱災、蝗災交替肆虐,導致野無寸草,赤地千里,甚至父子夫婦相食,村落毫無人煙。在政治、經濟以及自然災害的三重壓迫之下,明末農民起義率先於陜北爆發。

古以來,國家的治亂興亡,無不關於天命與人事,政通人和,百業興盛,即使有旱澇也不至於天下大亂。然而,人事敗壞,天災又作,天怒人怨而國家不亡者,未曾有也。飢荒、盜賊之起,都是政治所造成的。 天步之艱如此,人謀之失如彼。思之過往的歷史,看看現今的政治現象,當政者能不謹慎之嗎?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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