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秋雨的文字很美,讀《文化苦旅》一書。以前看完時,內心總充滿悸動,總覺得掩卷嘆息一詞尚不足以描寫我當時的感受。

黃仁宇的書,特別是《萬曆十五年》一書,讓我對張居正、戚繼光等人的刻板印象完全改觀。卻也開啟了我閱讀明史,了解明朝典章制度的開始。

若要我把余秋雨與黃仁宇放在同一個天秤上,我想,我會喜歡《文化苦旅》多些。余秋雨的名氣太響亮了,樹大難免就招風。有些期刊會登載一些評論余秋雨的文章。印象最深的有二件事:

一是余秋雨的經歷問題。余氏在書中,常會發出對傳統文化沉淪或扭曲的悲嘆,這也是他的書會賣得好的原因之一。有趣的是,他在文化大革命時代,卻是著名「四人幫」的文字打手,寫過不少歌頌文革、攻擊傳統文化的文章。如果文革時期是使中國文化傳統消失的重要因素,那麼,余秋雨便是那在那個時代劊子手之一,也許這是有點苛責,或許我們只能說那是時代的悲劇吧。

一是余秋雨的文史知識常錯得讓人覺得錯愕。例如「致仕」一詞,大家都知道,是「退休」的意思,但余秋雨竟說成是「當官」,當官應該是「出仕」才對。一位被尊為大師的人來說,簡直令人覺得不可思議。於秋雨自居為文人。一個憐憫傳統文化的人,卻忽視遭自己錯誤引用文字典故,豈不是自相矛盾?還是這一切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錯?

黃仁宇喜歡大歷史,也喜歡用歷史的偶然論,在寫歷史典故時,難免需要引用到一些史料,特別是為了表現出寫作的趣味,便會用到一些「孤証」。我想一般的讀者,誰會知道那是不是孤証,但黃仁宇卻會說那是孤証,孤証就代表是片面之辭,貿然使用只會傷害到研究成果的可信度。

或許文筆求其美,史筆求其真。所以當黃仁宇用孤証以求趣味時,我不覺得那是有問題的,甚至為其調和文史所作的努力感到佩服。但余秋雨的作品,若真的以「美」的觀點來看,那些個錯誤,也許瑕不掩瑜,但卻又讓我深深覺得余秋雨的文人只能說是文化人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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