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前談吳梅村對於國家殉國的問題,在明季的士大夫一直有著一連串的抉擇,忠臣義士面臨了殉國、起義、歸隱三個結局。明季士大夫的殉國不始於明代的覆亡,而是在與農民軍和滿清的交侵之下,不少士大夫在城陷或是被俘時,便要做出抉擇。殉國者一了百了,不殉國者隨即必須面對反抗或不反抗的抉擇。不反抗者在新潮的統治之下,在出處之間做出取捨,而反抗者在失敗後,又必須在一次面對生存與死亡的抉擇。

有此可見,明季的士大夫所面臨的抉擇是一個接踵一個,以生與死作為開端,在對與生死做為抉擇之後,才能夠產生殉國、起義、歸隱甚至仕敵的抉擇。甚至許許多多的士大夫必須面臨的是不只一次的生死抉擇,甲申之變、乙酉之變、薙髮令等讓明季士大夫一而在、再而三的面臨生與死的考驗。

明季殉國的士大夫,不論自殺或被殺,無不認為殉國是他們的責任與義務,多認為“人臣死君難,天地之大義也”,兵部尚書詹事陳涵輝就曾做絕命詞後而投水自盡:生為大明臣,死為大明鬼。笑指白雲深處,蕭然一無所累。

明季殉國者多認為那是他們的責任,可使在履行責任的態度確有顯著的不同。有的相信自己殉國是仁義道德的實踐。吏部文選司郎中張羅彥於崇禎17年於河間倡議守城,城陷,殉國難時曾表明:成仁取義,孔孟所傳。文信踐之,吾何不然!

有的趨死無悔是相信殉國是他們職務上最後的責任。例如「封疆之臣,應死封疆」以及「城亡與亡」。例如崇禎17年太原陷,巡撫蔡懋德便說「吾封疆之臣,當死封疆」而自刎。兵部主事金鉉宰北京城破時,拜別母親,訣曰:「兒職在皇城,即死皇城為正」投井而死。

但是部分對與的態度是消極與無奈的,他們是死於絕望,可能是以死抵罪或借死免辱。畢竟明亡以後,許多士大夫一開始就不想殉國,能寄望明室能復興,到他們感到復興無望才相繼走上殉國之路。崇禎17年翰林院檢討汪偉於城陷之日,與妻投繯死,死前書曰:「嗚呼!我生不辰,丁此國難。講讀之官,既無事權可為,一得之長,亦不見用,唯有一死以自靖而已。」吏部主事夏允彝於順治二年自沉而死,他的絕命詩流露出了絕望的心聲:「少受父訓,長荷國恩。盡心報國,始志忠貞。南都繼覆,猶望中興。中興望杳,何忍長存。」

殉國為易,救國為難的角度看,殉國可以是一種卸責的方法,以死塞責,是針對明亡而言,有些殉國者所逃避的現實則是在滿清統治下如何生存的問題。

部分內容參考《明季北略》、《明季南略》、《明史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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